MIT新闻:郑思齐教授关于中国空气质量与城市发展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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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Joanne Wong(STL奖学金获得者)
翻译:刘海静,张晓楠

郑思齐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和房地产中心的新任副教授。她也是MIT STL Lab的首席教授与教职主任。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也拥有数个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在由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的Blue Skies over Beijing一书中,郑思齐教授和南加州大学的Matthew E. Kahn教授着重探讨了中国的城市生活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如何应对污染的压力。

在本书中,Kahn和郑教授从富人、中产阶层和穷人的视角分别探究中国城市生活,以及这些群体如何应对污染的压力。生活在中国城市的父母非常希望能够保护子女免受环境风险,并渴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也对政府推行更加环保的政策施加压力。与美国城市的演变历史相比,作者预测,随着中国经济逐渐由重制造业向更清洁的产业转型,许多中国城市的环境将在未来数十年发生改善。通过关注目前中国城市中较为紧迫的经济和环境问题,Blue Skies over Beijing一书指出更清洁的中国将会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更高的社会稳定性。多伦多大学Richard Florida教授(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Edward Glaeser教授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aximilian Auffhammer教授都为本书撰写了书评。Nature、 Library Journal 和 Asian Review of Books发表了对本书的评论。郑思齐教授也将本书翻译并重新整理为中文,中文版本《中国绿色城市的崛起:经济增长与环境如何共赢》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针对本书,STL奖学金获得者Joanne Wong对郑教授进行了采访。

问:欢迎加入麻省理工学院和STL Lab。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学术背景以及您是如何开始进行环境与住房研究的么?

答:我的背景很简单,可以以十年为期进行划分。第一个十年从1995年开始,我进入清华大学读本科,专业是土木工程,之后继续在清华大学进行博士学习,主要研究房地产经济学。在清华的求学生涯就是我的第一个十年。

博士毕业后,我来到哈佛设计学院(GSD)开展博士后研究,随后回到清华担任教职,由此开始了我的第二个十年。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让我对城市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意识到仅仅研究住房市场略显狭隘,我们应该从城市的角度去了解住房。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以及享受城市中更高质量的生活,包括高质量的学校和公共服务。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理解住房市场的动态变化,这就是我转向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原因。同时,我开始利用城市住房数据来观察居民对于环境宜居性和生活质量的需求。我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清洁的空气或是有大型公园的城市,其住房价格也会更高,这也是我最初开展的环境研究。在我的第二个十年,我做了很多类似的有趣的研究。

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职是我人生新篇章的开始,也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改变激发我的创造力,也希望我能够向这边的教授们学习更多东西。

问:STL Lab的哪些地方最吸引您?

答:我觉得STL Lab和它的宗旨非常吸引我。首先,它专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在MIT,我很难找到足够多的开展中国研究的教授。我认为对于MIT而言,STL Lab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中国的窗口,它可以将中国的学者与MIT的资源和教授们连接起来。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研究课题,包括城市用地、房地产、社会责任以及创新精神,都是城市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话题,我认为这里有很强的研究潜力。

问:STL Lab推广有社会责任感的房地产开发这一宗旨是如何与您的研究兴趣相重合的?

答: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之间,中国尚未经历改革开放,根本不存在房地产行业。政府向人们提供所有住房,同时存在住房短缺问题。改革开放之后,由于需要市场进行供给和需求的匹配,房地产开发行业逐渐兴起。然而,当房价变得对于穷人乃至中产阶级来说都过高时,中国的决策者发现完全依赖市场并不可行。过高的房价不仅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将引发总体经济的问题。因为如果人们无法支付住房成本,那么劳动力成本就会上升,产品价格将会提高,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在此背景下,政府开始将政策重心从如何刺激市场转向住房政策的制定。新兴的房地产市场在一段时间后也开始关注社会责任和保障性住宅。如今,中国的地方政府会建设保障性住房,也会通过货币化补贴等方式从需求端进行补贴。此外,也有专门为低收入家庭建造的住房。尽管中央政府的关注重点会随着经济周期变化,但却始终面临保障住房可支付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中央政府仍然在为此努力,至少他们已经选择了正确的方向。

社会责任的另一方面是环境责任。在我的书中,我们讨论了需求方面的推动:中国家庭的人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因此对于生活品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环境正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元素。这意味着对于房地产开发者而言,必须充分考虑消费者的需求,在有更高生活质量的区位建造住房。社会需要节能住宅,并且鼓励住户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我认为这些都是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帮助实现的。

问:您的新书Blue Skies over Beijing,使用许多故事来阐述污染对中国城市居民的影响。为何您与您的合作者选择这种方法来理解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规划?

答:我的合作者Matthew Kahn和我一起发表了很多学术期刊论文。当我们决定写这本书时,我们希望它不仅在学术圈产生影响,还能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有所启发。我们不希望这本书只出现在图书馆里,而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我们的研究,这就是我们选择讲述许多故事来进行阐述的原因。这本书是基于我们的学术论文撰写的,但是在书中没有出现计量回归表格。我们希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够读到这本书并有所启发。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中国绿色城市的崛起:经济增长与环境如何共赢》也已经在中国出版,并产生了一些影响。

此外,我们也考虑到了美国读者。许多美国人只听说过中国的碳排放量及其对美国产生的不利影响,但并不关心中国当地的污染,并认为这与他们无关。我们希望改变这种想法,人们不仅需要关心全球气候变化,也应该关注本地化的生活质量,因为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未来,那么就必须了解当地的生活。

问: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权衡在美国向来有很大争议,在中国也是如此。您认为有什么好的方式去思考这两种看似不兼容的发展方式,以及如何调和二者的关系?

答: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这个问题。其一是空间:中国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沿海城市相对富裕,而内陆城市则比较贫穷。更富裕的城市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转变为以人力资本为主导。同时这些城市也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希望提高生活质量以吸引高技能劳动力。从这个角度讲,提高空气质量虽然有成本,但同时也是一种投资,能够吸引人力资本,进而贡献于本地经济。然而,相对贫穷的城市则没有选择的可能,他们不得不接受那些被更富有的城市赶出来的污染严重的工厂,并依靠这些工厂来实现税收和经济增长。这是从空间视角的分析,也是造成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视角是从时间角度出发。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中央政府确实希望推动地方政府绿色化并规范高污染的产业。但是,当宏观经济出现下滑时,由于需要重工业提供就业机会,决策者就会在环境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经济衰退,中央和地方政府再次大力扶持制造业,也就导致了空气质量的恶化。

问: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希望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拥有相似的生活方式,但却由于环境问题而无法实现。您认为,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受到其他国家的消费习惯的启发,那么环境问题的处理是否会变得困难?

答:我上周刚刚在美国买了房子,并正在体会美国的这种生活方式,但事实上这种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会十分困难,因为中国是典型的地少人多。在中国许多资源都是紧缺的,例如道路资源,同时管理水平也不够,带来了许多负外部性问题。中国的私家车拥有量在迅速上升,道路拥挤不堪,所以在北京和上海存在限行规定和许可证拍卖等管制政策。对于亚洲城市来说,人们习惯了这种高密度的生活方式。城市规划者需要考虑如何协调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包括环境约束和土地约束。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因此需要在人们的个人需求和负外部性之间努力权衡,这对中国城市规划者来说是个特别的挑战。

问:那您认为规划者可以做些什么来影响个人需求呢?

答:举两个运输部门的例子。城市中完善的公共交通,特别是地铁系统,会鼓励人们乘坐地铁来代替驾车出行。我的研究发现地铁站开通后,附近的家庭确实会增加地铁出行的比例。我们对规划者的建议是提高地铁站附近区域的建筑密度,以提供更多的住房。我的另一篇论文表明,实际上无论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家庭,对地铁站附近的单位面积住房的支付意愿是基本一样的,但是许多地铁周边的住房面积很大,导致低收入家庭无法负担。如果在地铁站附近提供高密度、小户型的住宅,将有助于低收入家庭购买这些住房,也方便这些家庭的通勤出行。

另一个例子是交通流量管理。目前中国城市的交通管理水平较差,这意味着在机动车数量相同的情况下,中国城市的拥堵情况会比东京更严重。如果中国城市能够更高效的进行交通管理,那么就可以有效地缓解交通拥堵和其他负外部性。我们不能仅仅限制机动车数量,也应该充分提高交通管理水平,例如用拥堵费等市场机制来引导,并培养人们良好的驾驶习惯。

问:关于规划、房地产和可持续发展,您对学习城市规划的中国学生们有哪些建议?

答:中国的规划者需要更多地了解市场。学生们清楚应该尊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却并不了解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加以利用。在美国,城市规划者在规划过程中要协调利益相关方并组织公众参与,这也是中国城市规划者需要学习的。中国城市规划者在很多时候需要听从市长的意见并加以执行,城市规划也会随着市长的更替而进行更改,这并不利于城市的发展。规划者不应该只听从权威,也需要了解真正的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多数美国城市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不需要大规模的城市扩张或快速城市化,因此这里的城市规划师不常开展大型项目,缺少实现他们某些想法的机会。我们的实验室希望起到窗口的作用,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去中国开展更大的项目提供机会。

问:您在希望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展哪些新的项目?

答:我觉得技术,特别是大数据相关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我看到许多实验室正在开展激动人心的项目,我也希望加入其中并和其他工作者各取所长。我了解中国的发展,而MIT的实验室则有很好的技术,我们可以合作开展高质量的研究。剑桥市有几大世界知名的经济研究机构,包括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所以我也希望与MIT之外的许多高水平学术研究机构进行的合作和知识共享。

问:十年前您就在剑桥开展学术研究,那么回来后,您现在最想要在这里完成哪些事情?

答:当十年前我来到这里时,我刚刚开始我的学术生涯,并学习了很多课程,在研究上快速进步。现在我仍然需要学术上的推进,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新的研究方向,开始我职业生涯的下一个十年。

 

郑思齐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城市研究与规划系和房地产中心副教授(终身教职),MIT STL Lab教职主任,兼任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和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教授,曾任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郑教授目前的研究领域是城市空间和城市体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机制,包括城市中“居住-就业-公共服务”的空间互动,交通基础设施和开发区等区位导向性政策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绿色城市和消费城市的经济机制,土地供给对房地产市场和城市增长的影响机制等。郑教授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Real Estate Economics,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经济学(季刊)》等期刊上,此外还发表了100余篇中文学术论文。她著有《住房需求的微观经济分析》、《城市经济的空间结构》等书,与Matthew Kahn教授的“Blue Skies Over Beijing: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in Urban China”一书于201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郑教授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并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项目,以及Homer Hoyt Institute的Fellow。她是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GCREC)副秘书长,亚洲房地产学会(AsRES)理事,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科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新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员。